您的当前位置:云资讯 > 国际 > 正文

走向国际的晚清外交:从大清到"世界之中国"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云资讯 时间:2019-03-13

走向国际的晚清外交:从大清到

《大家庭》一书成于《中国近代史》初版(1970年)的十多年前,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全书正文共十三章,除了第一章《序曲》外,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外国驻华使馆的建立”、“国际法的引入”和“中国常驻外国公使馆的设立”。威廉· L.兰格(William L. Langer)教授为之作序,他以过半的篇幅讨论了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研究对象的拓展,序言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也是“外交史”这一概念。若以此序与《大家庭》的副标题合而观之,应该不难得出结论,徐先生当将此书定位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范畴内。不过可以发现,这本以英文出版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方才引入中文世界的著作,其翻译者和两位中译本序言作者的学科背景却都是法学。译者更是在“译后记”中强调,本书不仅有益于“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而且对“国际法史及法律翻译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性”。就当代的学科分类而言,“中外关系史”应该属于历史学,而“国际法史及法律翻译史”大抵可以归入政治学和法学这两个今日通行的一级学科内。多学科的并重,自然是徐先生著作得以受到当下各学科研究者重视之所在,亦即兰格教授在“原书序”中所谓,真正上乘的外交史著作,不仅瞩目于外交事件与对外决策,而且会对当日的“战略、经济、文化等特定环境”有所思考,且能深入剖析“社会学和心理学因素”。

如上所述,关于“家庭”和“丛林”问题的根源,大抵发端于后人所归纳近代史的两条主线。同样的,咸同光时代的国人却也不受主线的束缚,他们对进入国际体系的感知,大体源于其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和所观察到的国际局势。在本书所及的时代,大部分参与“夷务”或对此发表过评论者,基本所持的立场还是洋人“犬羊之性”,不用以对待国人的方式对待。传统典籍和历代史事中,有着大量对待“蛮夷”的原则和事例,援引之则可。从《大家庭》对《天津条约》谈判过程等事的复原,可以证明上至咸丰帝,再到负责谈判和发表意见的各级官员,大多持此“羁縻”立场。不过正如前述,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库实在是足够庞大和复杂,足以支持各种不同的见解。曾国藩就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告诫,即便与西方人打交道,也需要诚信为本:

走向国际的晚清外交:从大清到

走向国际的晚清外交:从大清到

然而,《大家庭》一书的研究对象,即咸同光时代的国人,却不必受到现代学科藩篱的羁绊。当今或可分判为历史学、法学、政治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的这些内容,大抵在当日是以两种学问门径的面目出现。首先是在比较微观的层面上,这些新出现学问和知识基本被归纳为“交涉”或“公法”之学。比如,同治十二年,主管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以为,除了驾驶、修理军舰作战外,能习“交涉、公法等事”的学生也可以肄业。京师同文馆则专门设有“公法”的课程和考试,从光绪初年的几次考题来看,内容偏重于出使和海上纠纷等内容。建立于世纪末的时务学堂,因戊戌变法的原因名噪一时,其设有“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类课程,“专门学”下又有“公法”一门,计划中需要花费半年的时间去学习。当然,彼时的“交涉”学也不能纯以外交视之,因须与西国发生关系,故而不少外国律法的内容也会揽入其中。如在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考试中,有一道交涉学的题目,所问竟然为:“拿破仑法典中之三大原则若何?试条举之。”

徐中约先生代表作《中国近代史》

去年夏天翻译出版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一书(以下简称《大家庭》),即是由此问题展开的一部著作。从该书的副标题“1858-1880年间的外交”,或能大致判断其主要内容为自咸丰末年《天津条约》的谈判签订,到光绪初年中国以近代国际条约体系为依据,向各国派出常驻外交使团的历程。著者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先生,对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rden China 1600-2000)在欧美颇有影响。

不过,细微的瑕疵并不影响总体阅读,瑕不掩瑜在此处完全不带有一丝客套的成分,非常感谢作者和译者联袂献上了一部精彩的论著。在今日,一些议论当下国际关系者,仍旧截然对立地站在“家庭”派和“丛林”派的阵营中,就此看来,徐中约先生著作中“就事论事”的态度实在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译者屈文生先生和两位中译本序言作者,也让人看到了现今通常只是被人挂在嘴上或写在申报书里的“跨学科”,有着实实在在的前景。

在国人与西方交往渐多,乃至走出国门之后,一方面是对国际法的熟悉,另一方面对其效用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薛福成曾经详细考察过奥斯曼土耳其被瓜分的历史,最后感叹道:“始知衰弱之国,一启兵端,非特彼之仇敌,不得利益不止也,即名为相助之国,亦不得利益不止,识者于是叹公法之不足恃也。”同时期,相当数量的国人在进一步了解了全球情况之后,将当日之世界大势比作春秋战国时代。王尔敏先生曾在《十九世纪中国国际观念之演变》一文中详细罗列了诸多实例,其大体可以视为当日国人的一种共识。在时人心目中,春秋战国应该还不具有类似“轴心时代”的光环,礼崩乐坏的成分更为浓厚一些,可以说是一个“势”逐渐压过“理”的时代。做出如此比拟者,多数并不是耳目闭塞的守旧者,而正是基于对中国以外时势的观察和了解,才让他们有了公法并不足恃、势力压倒道理的判断。有趣的是,到了世纪之交,时务学堂的师生尽管有了“自我夷狄化”(借用“自我东方化”)的倾向,但仍旧将交涉、公法与春秋时代、《春秋》揉在一起。梁启超看到学生在札记中认为“公法之源惟理与例”,《春秋》的宗旨亦不外乎此,欣慰地批答道:“公法家言理者,所以证其何以立此公法也……今日读《春秋》亦当如是。”此时的公法能与康、梁经学主张中孔子为万世立法的《春秋》等量齐观,才可谓有了理想中的神圣性,渐有“公理公例”的意味,这当然已经是后话了。

其次,在探讨晚清国人拒斥近代国际体系的时候,徐中约先生不仅如前所述,以大量的篇幅去考究传统思想资源的影响,也引述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观点。即一个国家即便以国际法精神,既可以与他国发生外交关系,也有权力拒绝这样的关系。如此说来,则清廷尽管不愿意接受近代国际法和国际体系,但根据国际法,这种排斥是被允许的,但历史显然不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的。其实,这还涉及西方列强在与中国,乃至其他非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即不接受国际法的“半开化”与“野蛮”国家,是否该以国际法来对待。当然,这应该属于世界近代史的范畴,在此不多展开。

sitemap | 网站地图

免责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或网友投稿,如有侵权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处理或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您的合作!

Copyright © 2018 云资讯 All Rights Reserved.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