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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记延安婚恋:美女拒老干部追求被骂瞧不起土包子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4-17

莎菲女士在延安

1942年的丁玲,本该是快乐的。那年2月,她和陈明结婚了。毛泽东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还给他们送了一支水笔和日记本。然而,命运就在她冲上云霄之际,又将她打入谷底。转折发生在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杂文《“三八节”有感》,揭示了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女性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困境。丁玲后来谈到写这篇杂文的缘由,首先是一篇纪念“三八节”的命题作文,恰逢她正因两起离婚事件为妇女鸣不平。她认为革命的男女之间并没有因为平等制度的建立而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有人因此惊呼:莎菲女士在延安!

丁玲在文章中主要谈到了延安女性在结婚、生养孩子和离婚问题上的困境。

女性不结婚,会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诬蔑。结婚也总不能令人满意,嫁了普通干部,被讥讽为随便什么人都嫁。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成为一些老干部热烈追求的对象,如果她敢拒绝,便遭到训斥:“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丁玲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各抗日根据地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制度,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男女同工同酬,婚姻恋爱自由,使男女平等成了根据地社会总体秩序的一部分,但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所遭受的压抑仍是客观存在的。

结了婚就得养育孩子,战争环境下男性的工作流动性很大,抚养孩子的任务大多落在女性身上。但多数女性本身也有工作,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加上物质条件极差,她们的处境可想而知。丁玲在文章中说道:“她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着堕胎的药。”

事实上,边区政府对女公务人员和孩子还是尽量给予优待和照顾的。延安相继成立了保育院和托儿所,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所以才出现丁玲所说的“求托儿所收留孩子”的情况。要想解决这个难题,最根本的办法是不生孩子。但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对人力资源的超常损耗,使得政府必须实行增加人口,禁止节育的政策。针对延安女干部、女知识分子私自打胎的情况,边区政府规定“严禁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但还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伤害身体的土办法私下打胎,因为她们担心被打入“落后”的行列。

“落后”这个词,是延安女性头上的紧箍咒。判断“落后”的标准,就看女性是否拖住了丈夫,看她对革命工作有多大贡献。革命“要求女性在社会事业、社会生活中是先进的战士,在个人生活中是高尚模范的人物”。当女性因为照顾丈夫孩子而耽误了工作,她们就会面临被精简或安排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那些被迫回到家庭的职业女性,则常常被指责:“在革命队伍里不应该有自己不劳动而要人家供养的观念,那是剥削阶级的东西。”更有甚者,“落后”成了某些男性提出离婚的理由,因为她回到了家庭。丁玲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原因是“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了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

丁玲提到的女性困境,除了战争年代的特殊现实条件外,主要与革命阵营内的传统男权思想有直接关系。有些夫妻双方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丈夫对妻子却张口就骂,抬脚就踢。当妻子说应该平等时,丈夫就骂起来:“谁说的?你看你有多高!”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赋予女性社会工作权利、参与社会事务来实现男女平等。但在革命根据地、战争环境与男权传统混杂的历史语境中,女性意识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被曲解为女性特征的丧失,是一切向男性看齐。丁玲不无痛苦地发现,中国女性长期承受的不平等、受压迫命运,在革命圣地延安也并没有彻底消失,因此她要为女性大声疾呼!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就在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不久,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在4月初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人对丁玲的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就是丁玲后来说的“毛主席保了我”。令人玩味之处在于,被毛泽东保下来的丁玲,在表明自我改造的决心的同时,反戈一击,对王实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那段时间对丁玲来说是极其难熬的。1942年4月25日,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前,她写了《风雨中忆萧红》,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的复杂心态。她在文中说:“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丁玲曾经跟大多数人一样,不理解瞿秋白在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但随着自身的危机处境到来,丁玲体会到他在环境的压抑与保持自我之间的矛盾。

1922年,还在上海大学读书的丁玲,就接触过一些中共党员,包括瞿秋白。当时的丁玲,虽然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她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她甚至自比孙悟空,把党的纪律视为“一个紧箍咒”。1931年2月,被丁玲称为“最难忘的爱人”的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她痛感个体的渺小和无助。1932年3月,丁玲面对党旗宣誓:“再也不做党的同路人了。我愿意做一颗螺丝钉,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生命,我的心,不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到了延安,她努力向主流靠拢,但仍然出了问题。在怀念萧红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丁玲感叹萧红,不也在反思自己吗?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知识分子与党之间、女性与革命之间,她终究是有些稚嫩了。

据陈明回忆,丁玲在整风运动期间,写下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题为《脱胎换骨》,另一本题为《革面洗心》。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之后,丁玲到农村去走访、调查,直接与农民们同劳动、同生活。她计划用不同的手法写10个不同的人,后来因形势变化,只写了3个:民间艺人李卜、红军营长袁广发和陕甘宁边区的模范田宝霖。当毛泽东看到《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写的《田宝霖》,欣喜地祝贺她的新写作作风,并在一次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然而丁玲自己并不觉得《田宝霖》写得有多好,也从不认为这是她的得意之作。她把毛泽东的表扬看成鼓励,是为她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丁玲晚年把她的感受说得很明白:“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丁玲真的放弃了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吗?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暖水屯农民在党领导下开展土改的过程,是一个表现阶级斗争的政治性主题,丁玲却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作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关注。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内心深处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现出来了。后来,因为被质疑存在阶级立场问题,她不得不对黑妮这个角色作了模糊处理。

可以说,从19世纪末西方女权思想的输入开始,中国的女性解放就由男性倡导和引领,始终被纳入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议程之中,女性被看作等同于“阶级”的一个弱势群体,却有意无意间忽略了阶级、民族背后的男权社会结构,同样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丁玲在延安时期的人生际遇,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曲折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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